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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正是这两个极其相似却又极其不同的国家，主导了过去百年的亚洲秩序，演出了一场亚洲版的「双城记」。近年越来越多人研究日本的过去，并试图找到关于中国未来的答案。但简单的对标是危险的，只有基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本质，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异同，才能找到对于中国未来的真正启示。
前言休格·纳奇布尔-休格森是一名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官。这个典型的英国精英，曾就读于伊顿和牛津，毕业后就加入英国外交部，曾在土耳其、荷兰、比利时、法国、伊朗等多个国家担任外交职位。1936年，他来到一个特殊的国家—中国—担任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此时正处于近百年来最为剧烈动荡的时期，内部正在进行似乎永无止尽内战，共产党正在这个国家的西部经历难以想象艰苦的长征，日本则正在东部和北部蠢蠢欲动，这两个国家即将展开一场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
1937 年夏天，休格森和他的同伴乘坐大使馆的汽车往返南京和上海时，被一架日本战斗机用机枪击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另一颗子弹险些击中他的脊椎。他在附近的一家医院接受了紧急手术，然后因病返回英国。此事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广泛报道，演变为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休格森最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伤病中恢复过来，并奇迹般地继续着他在全球各地的外交生涯，先后担任驻土耳其、匈牙利、比利时、卢森堡的大使。
他最终于1947年退休，回到了英国的家乡，并于1949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和平与战争中的外交官》，书中有一段回忆：
「1936 年，在我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之前，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有一句诅咒：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肯定见证了这句诅咒的应验。」
这句谚语显然并不来自古代中国，事实上它更像是一句典型的英式的讽刺幽默，表达着某种对历史的反讽嘲弄，因为后世看来有趣的时代，往往充满着战乱与冲突，时人难免艰难挣扎的命运。
考虑到休格森一年后在中国的遭遇，这句谚语可能的确适用。对休格森、对局中的中国和日本、甚至对整个世界而言，1936年之后的数十年，可能都是足够「有趣」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发生了最激烈的博弈、最惨烈的战争、以及最悲壮的牺牲。
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百年史可谓也足够「有趣」，在这一百多年中，这两个国家先后经历了开放国门、变法维新、现代化、战争、革命、改革、腾飞、泡沫、重振等几乎所有历史。
就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而言，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已经是一段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的史诗。如果一个人站在1977年的时间点上，问他半个世纪（47年）之后的中国会变成怎样，一个再善于幻想的人可能都无法给出哪怕稍微接近的答案。
今天，站在2024年的时间点上，我们究竟在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以及可能进入一个怎样的未来，同样没有人能够轻易看清。
但不妨碍始终有人试图找到答案。
一、对标的危险游戏在中国东方的，有日本国，约有中国两省大，从前也是弱国，近来仿照西洋人的法子，不过三十年，遂做了世界第一等的强国。
- 陈天华，《猛回头》，1903年。
近年中国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日本。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研究日本并非为了研究日本自身，而更多是为了以日鉴中，借鉴日本的过去与今天，试图找到关于中国未来可能之路的答案。
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所有探究都着眼于其过去，而思考中国时着眼于未来。
日本，那个在1937年对英国外交官休格森开枪，并在之后八年掀起一场惨烈战争的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奇怪对手，有时是一个劲敌，有时是一面镜子。
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极其接近，历史也相近，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与农耕经济，在国民性上似乎类似，都有着东亚文化内敛、保守的传统，但在19世纪后期面对突然侵入的西方文明后，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也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今日之局。
如果伦敦和巴黎（以及背后的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后期的百年恩怨可被称为欧洲的「双城记」，那中国与日本则在过去两百年中，演出了一场亚洲版的「双城记」，并直接或间接地主导了过去百年的亚洲秩序。
但是，在试图将日本和中国进行对比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简单的对标是危险的。
对标（benchmark）、比喻（metaphor）、归类（classify）、概念（concept），这四种认知方式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捷径，是人类用来简化现实世界、追求更简单理解的产物，但对世界的压缩是有折损的。
这些认知捷径在人类早期的很多简单场景中，可以帮我们找到相似性以及规律，并帮助建立了人类文明以及个体智慧的基础，但在现代愈加繁复的政治、经济、金融系统所构成的复杂社会中，往往是危险的来源。
事物的本质和其表象概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只是盲从世俗公认的概念，就会忽略掉可能至关重要的差异点。概念，越是世俗公认，越可能蕴含与常识的违背，但因为使用人数与惯性太大，将错就错（但价格背离和套利机会往往也应运而生）。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有人将不同的东西以某种易于理解的分类和类比方式，归纳为同一概念下，被泛化理解。要警惕这种现象。警惕这种「概念」与「本质」的背离。在参与任何游戏之前，都要弄清楚你究竟在玩什么游戏。
「过度泛化归类」和「过度细分」是两种相反的谬误可能性，但前者出现的次数比后者远多得多。
比如，虽然都是投资，不同资产类别、不同行业、对不同阶段的公司、不同的交易策略（比如量化、套利、对冲、价值等）都差别巨大。但人们通常会以「投资」的简单概念包含所有这些具体的投资模型，并对他们建立粗浅而错误的泛化认知。
再比如，都是白酒，酱香和清香就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工艺、定价定位、经济模型以及竞争模式。但人们通常会以「白酒」的简单概念包含所有这些具体的白酒类别和品牌，并对他们建立粗浅而错误的泛化认知。
又比如，都是互联网公司，但阿里和腾讯是本质和模式都完全不同的公司，虽然被常常拿来对标，但电商和游戏是完全不同的生意模式，竞争格局和要素也完全不同。但人们通常会以「互联网」的简单概念包含所有这些具体公司，并对他们建立粗浅而错误的泛化认知。
以上这些谬误背后的本质原因是，「过度泛化归类」是懒惰和缺乏思考的结果，而「过度细分」是思考过度的结果。而在任何社会整体和具体场景中，前者（缺乏思考）出现的概率都比后者（思考过度）高很多。
因此，在对任何事物进行理解和分析之前，都必须要弄清楚你所面对究竟是什么，抛开附着在其表面的概念和分类，其本质究竟是什么。从本质出发，平衡外部比较与本质分析。比喻和概念引用当然是好的，在早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规律和相似性，但是在后期我们要意识到每件事情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更看重本质。就像那句话说的，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在意识到简单类比与对标的危险之处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开始具体讨论日本的历史与今天，并基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轨迹与当前现状的客观本质，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异与同，并试图找到对于中国未来的真正启示。
二、现代日本的诞生：1853-1945年「泰平の眠りを覚ます上喜撰、たった四杯で夜も眠れず。」上喜撰是一种日本茶，与“蒸汽船”谐音。整句意思是：上喜撰（蒸汽船）唤醒太平梦，仅需四杯就彻夜难眠。
- 1853年7月，“黑船来航”给日本带来莫大的骚动，美军舰队所在江户城一片混乱，并开始流传这首狂歌，嘲讽幕府被美军的四艘黑船弄得惊慌失措的离奇局面。
虽然通常认为日本现代史的开始是1945年二战结束，但现代日本的诸多关键特质与历史建制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明治维新。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系列行动与事件，塑造了今日的日本。
因此，如果不从明治维新开始追溯，就永远无法理解今日的日本。
1. 日本在19世纪：1853-1895年
在开始对日本19世纪史的具体讨论之间，我们需要先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个简单的了解。如果我们讨论中国的近代史，则无需如此赘述，但日本史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仍是陌生的，因此在此提供一个极简版本，以供在进入具体讨论前参考。
1853年，黑船事件
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途径上海和琉球，于7月8日进入江户（今东京）岸，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次年，美国迫使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这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近代史的开始。
1863年，萨英战争
英国和日本西南地区的萨摩藩之间因为摩擦而发起战争，战争并没有持续很久，也没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但萨英战争的结果，令萨摩藩了解到攘夷（即彻底驱逐外国 人）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英国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但在炮击的两天后撤退，英国亦从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针，转而亲近萨摩藩。
1863年，八月十八日政变
幕府势力德川庆喜以及萨摩藩、会津藩等公武合体派将尊皇攘夷派势力的长州藩从政治中心京都驱逐出去。经此事件，原本控制京都政权的尊皇攘夷派失势。公武合体派暂时获得了主导权，天皇力量暂时减少了对幕府的讨伐压力。
1864年，长英下关战争
日本开埠后，爱国主义团体组成“攘夷志士”与长州藩等保守派不满幕府开国，在强烈民族主义驱使下决定开始擅自攘夷起义，和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商船船队爆发冲突，最终西方四国联军展开反击，痛击长州藩。长州藩在下关战争战败后，知道攘夷是不可能的。日后更亲近英国，加强军备，转向倒幕。
1864年，第一次长州征讨
之前被幕府实力逐出京都的长州藩，开始向京都进军，并最终引发了禁门之变，幕府聚集了36个藩的15万士兵向长州进军。最终，长州军接受由幕府军西乡隆盛提出的条件，禁门之变责任者或切腹、或移转至他藩并拆毁山口城，结束了第一次长州征讨。
1865年，第二次长州征讨
高杉晋作等在长州藩发动政变，打倒了控制长州政事的保守派，成立了倒幕派政权。高杉等人采用西洋军制，进口并装备以新式武器，进行了军事改革。幕府再次宣布征讨长州藩，但萨摩藩已经与长州藩成立联盟，且英国支持萨长同盟，外国舰队驶进大阪湾，由于各藩为防战事演变成长期战均戮力储备兵粮，以致市场米价高涨，全国各地因此发生了动乱。
最终，幕府军与长州藩在宫岛进行会谈，达成了停战协议。第二次长州征讨的失利，使得幕府实力不再的事实为人所周知，同时幕府对长州藩以及萨摩藩的影响、干涉能力亦丧失殆尽。因此，有史料指出是此役的成败决定着德川幕府的续留与覆亡。
1866年，萨长同盟
幕末时日本诸藩当中，以萨摩藩和长州藩最具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当时双方都已经有武力讨伐幕府的打算，但因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所属的萨摩，曾与会津藩协力于1864年的八月十八日政变以及禁门之变中将长州势力逐出京都，并参与第一次长州征伐使长州屈服，故双方对彼此都怀有敌意。
最终，透过已经脱离土佐藩的藩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的斡旋，先在主战派的长州藩重臣福永喜助宅中推动双方巨头进行会谈。1866年在京都小松清廉邸，以坂本龙马为中间人，萨摩方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家老小松带刀，与长州藩的木户孝允缔结内容六条的同盟之约。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正式缔结政治军事同盟。
1867年，大政奉还
1867年11月9日。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受到萨长同盟缔结的威胁，主动把政权交还天皇，成立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新政府，实则使德川庆喜仍然掌握政治实权。以萨长同盟为首的讨幕派对大政奉还这样的内容有异议，决定策动政变，事件最终引发戊辰战争。最后，讨幕派以西乡隆盛为代表，德川家以胜海舟为代表进行和谈，德川庆喜遭到软禁，江户时代才正式告终。
1868-1869年，戊辰战争
大政奉还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仍试图保留德川家的政治影响力。随后的军事与政治冲突使德川庆喜发起军变，一度夺取京都皇居。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后，江户开城，德川庆喜亲自投降。忠于幕府几股势力陆续迁移到日本东北部、北海道。
明治政府在箱馆战争中的胜利打破了幕府效忠派最后的坚持，自此戊辰战争以新政府的全面胜利告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最终放弃了将洋人逐出的目标，采取继续现代化的政策，并着眼与列强就不平等条约重新谈判。
基于明治政府重臣西乡隆盛的主张，德川家及其家臣得到宽大处理，诸多前德川幕府领导者及武士被新政府赋予职责。这场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美化为“不流血的革命”，因为相对于日本的人口规模，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较少。帝国政府内部西南武士阶级与革新派的政治冲突，后导致更血腥的西南战争。
1868年，组建新政府
维新政府是萨摩、长州、土佐与肥前四藩（一般称为“萨长土肥”）藩士和尊皇派公家等实力者主导，融入大量前幕府（包含幕府解散后改组成的骏府藩）的中阶官僚（通称为幕臣）所形成的政权。
总结而言，新政府中主要有三类人：1. 尊王反幕的公卿、大名（即中央贵族）；2. 萨摩、长州、土佐的实际执政者（即萨长同盟的藩士）；3. 中立各藩的改革名人（即其他中立力量的改革派）。
名义上政府是以天皇为首，太政大臣宣政的亲政公议政权，但真正的实权则是“萨长土肥”的藩士们掌握，其中萨摩的大久保利通与长州的木户孝允这两位萨长领袖的影响力特别大。但各藩士之间的理念不同，政府的体制也未成熟，因此政府内部经常出现政治冲突，连带影响到政府的组织改革。
1873年，明治六年政变
在1868年、1872年，日本两度遣使朝鲜，要求建交修好，但均被拒绝，遂引起征韩论者的出兵报复要求。征韩论引发了留守政府与以岩仓使节团为首的归国派的冲突，归国派反对立即入侵朝鲜，表示日本国力尚不足以出兵，可能会引发与清朝的战争，要求先进行内治。实际上归国派为了夺权而反对征韩，惧怕士族势力会过度膨胀。
1873年10月，归国派说服明治天皇颁旨反对即时征韩。备受天皇及归国派的压力下，留守官员的首领们，如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均辞职，同时有600多名军人及官员亦离开政府。同时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归国派夺得大权，继续推行维新政策。
下野后，征韩论派分裂：一派以温和方式争取参政，以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为首，在翌年上交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另一派以暴力士族抗争为手段，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为首，发起了士族反乱，乃至1877年的西南战争。
虽然征韩论者失势，但是征韩论始终未有失势，1876年日本终于透过江华条约打开朝鲜国门。同时归国派为了转移士族视线和安抚他们，在第二年即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
1877年，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自1873年返回鹿儿岛后，广收子弟，设立“私学校”大兴教育，传扬武士道，集结了大批志趣相投之士。作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政府施政的一大反对集团，西乡隆盛时常抗议明治新政府的命令，引发政府的忌恨、迫害，故而被迫起事，并遭到政府全数歼灭，这是日本至今最后一场内战。
西南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基本稳定，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以及持续的对外扩张，并进入了一个波涛汹涌的20世纪。
下面是具体讨论。
从某种角度上看，19世纪中期到末期的日本和德国很像，都是原先藩镇割据的背景，都在原文明圈中属于边缘状态（日本落后于中国，德国长期落后于法国和英国），都是有名义的皇帝或天皇，但均没有实际统治权，都在1870年前后实现政治改革，集权于皇帝或天皇，实现政治统一，并开始快速发展。
当然，德国毕竟位处西欧，其经济、技术与制度基础要优于日本，所以德国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日本只是刚开始现代化和和工业化，开始了对欧美笨拙模仿。但他们都在接下来几十年间实现了对周围强大邻居的超越、侵略和占领（德国-法国，日本-中国）。
事实上，1871-1873年期间的岩仓使节团在德国发现了对日本借鉴价值最大的体制，即君主专制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技术、经济体系，这对刚结束大政奉还的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救命稻草，因为明治维新的起点是将权力从幕府手上归还到天皇，而整个过程的意识形态指导是江户学（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权力集中到天皇。
在这个刚稳定下来的政体下，基于刚刚树立的天皇权威而登上权力之位的武士和官僚们很难再试图推进民主政体改革，因此他们在德国看到的刚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正在高速发展，也自然会引以为鉴，并试图以类似思路打造亚洲版的德意志帝国。
在很大程度上，明治维新是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西部边缘雄藩为首的边缘藩镇对幕府所领导的中央主流力量的颠覆，为了名正言顺，萨长同盟建立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以天皇为名义首领和精神支柱发动了叛乱。
讽刺的是，他们反抗幕府的原因中，除了江户学所包含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统一情绪之外，还包括对幕府对外开放（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签订开放贸易条约）的抨击，他们认为幕府过于开放，应该还政于天皇“尊皇”、对抗外部敌人“攘夷”。
而在1868年王政复古之后，萨摩和长州控制下的明治政府却立刻开始了对外开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再联想历史，萨摩和长州处于日本西南边陲地带，是日本即使在锁国时期也没有停止对外交往的地域，而在黑船事件后的早期对外交流或冲突中（典型如1864年下关之战），萨长已经意识到了日本的落后和对外开放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攘夷的不可行性，但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完成了叛乱。
可见，口号只是口号，名义也只是名义。这些人只是想要名正言顺，而其本质只是为了从幕府手上夺权，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和幕府的关系就一直很疏离（所以才被分到偏远的藩镇），所以借着更先进的科学和军事力量，加上一个尊王攘夷的完美口号，加上幕府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变局环境下，借势完成了夺权。
值得仔细琢磨的是，面对外部压力挑战与迅速变化的环境，一旦反应适当或过于极化，很容易被倾覆。幕府在黑船事件后虽然已经向全国诸侯征询意见，并且虽然被迫和美国签订开放合约，但也并没有牺牲主权，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已经尽可能地在向正确的方向努力，但不可避免地引起各地保守人士的不满，在之后长达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中，正是这些攘夷派撮合天皇和地方强藩联盟，最终推翻了幕府。
苏联末期也是一样，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改革速度过快导致内部撕裂，不是左派和右派的撕裂，而是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离心力，加上改革本身导致民心对苏共的信心急剧下降，导致自身政治地位下滑。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也是一样，在此不适赘述。
反观晚清，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流往海外的边缘革命者发起，但窃取果实的却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是李鸿章北洋舰队的遗产，而李鸿章早在1900年就已经通过东南自保证明了自己对中央政权的态度，那时中央政权就已经没有余力节制这些地方大员和军阀首领，可以说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的后半段。
1900年之后11年的历史，只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博弈，如何让清朝结束，以及如何结束对自己最有利而已。所以拥有最强实力的北洋军阀并没有率先做动作，因为没有人希望在第一场无法预计结果的战争中消耗自己的实力，都希望先积累实力并编织网络，一旦变局发生（比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迅速谋求自身利益在变局下的最大化。
回到日本，在1866年之前，法国一直支持幕府势力，而英国（作为法国在海外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则支持天皇治下的新政府，但1866年法国在外交上临阵倒戈转投天皇，导致德川幕府的外部援助希望落空，同时得到英国和法国这两大地缘政治强国支持的天皇派因此获得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优势，之后的3年只是幕府在历史上的垃圾时间。戊辰战争只是在1869年结束垃圾时间的终场哨而已。
新建的明治政府，虽然表面上对天皇顶礼膜拜，在早期（至少在19世纪结束前）本质上是一个萨长同盟控制的政府。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长州藩和萨摩藩，形成特殊的藩阀政治。长州藩政治家更是形成了藩阀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长州阀”。时至现代，长州山口县出身的政治家仍长期把持日本政府。例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安倍晋三等，山口县出身的内阁总理大臣达9位，居各都道府县之冠。
藩阀把持政治与自我利益上的独断是这个系统的弊病，日本在这个角度上看是各个藩阀的同盟，虽然在30-40年代的战时完成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并完成了统一，但藩阀政治仍有很多遗留。
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天皇就从被萨长联盟等藩阀架空逐渐变为被新政府官僚架空。一个政府形成之后，就有天然的倾向扩张自己的权力，这就像一个部委部门建立后，官僚就有天然倾向维护并正当化自己的权力一样。
当然早期的明治政府核心领导阶层都是萨长土等核心倒幕强藩的精英武士阶层，他们在政府中自然是代表藩阀利益。但很快，这些领导人就发现自己所推行的改革和藩阀利益有极大冲突。因为藩阀的控制者是武士，他们在现代化、工业化、市场经济化的变革中很快失去了自己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因而希望能够通过对外战争和强化军队影响力的方式恢复自身影响力。
地方强藩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很快演变为了西南战争，最终地方藩阀被中央政府击败，并且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被新政府官僚逐渐架空，但这些武士阶层的思想、利益和影响力仍流传到了军部，并在接下来50年演化为了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
2. 日本在20世纪，1895-1945年
「悠扬的音乐弥漫在不眠的夜空，赶潮流的摩登少男少女们在银座的大街上阔步前行，被称为都市人的人们聚集在东京6000家咖啡厅、1300多家酒吧里。」
- 安藤更生，《银座细见》，1937年
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十年中，日本发起并赢得了两场重要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极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彰显了明治维新的成果，让日本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也将日本拖向了一个沸腾着野心与诡计、呼啸着战火硝烟、波诡云谲的20世纪。
总体而言，日本在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很像1918年之前的德国：经济上极度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非常快，但同时政治相对保守，仍是君主专制。日本是在天皇帷幕之后的藩阀政治，后续转为政治家+官僚政治，并最终演变为军部政治，德国则是德皇统治的君主独裁国家。
日本虽然在维新开始后到大正年间（1912-1926）期间展现出了一些进步民主以及议会制的倾向，但19-20世纪之交的这80年（1870-1950），这个世界在总体上遵循着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秩序。德国和苏联都在走向集权化，美国、英国、法国虽仍是民主，但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也在左倾的路线上徘徊，所以日本的民主萌芽也很快被对外扩张的野心所吞噬。
极左的共产主义者和极右的暴力爱国传统武士主义者将中间偏左的民主派政党压制得无所适从，左派可以讨好下层工人和农民，而右派可以讨好资本家、官僚、贵族、天皇和军队掌权人事，所以中间路线的温和左派没有任何生存和取悦的土壤，很快偃旗息鼓。因为之后所分析的原因，日本最终被极右的军事独裁力量掌控。
政治家和官僚有本质区别，虽然有相同的起源。这两者的起源都是明治维新后的藩阀政治精英，主要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也有一些被边缘化的土佐、肥田以及其他藩的藩士。但他们很快分化，政治家是议院中的议员，需要被选举或推举，可以担任大臣，而官僚则是各个部委中负责具体技术性事物的官员，不被选举，而基于任人唯贤的原则被提拔、选派，基本来自部委内部晋升，因此是部门内部政治与人事运作的产物。
在早期明治维新寡头在19-20世纪之交退出政治舞台后，日本政界变成了多方角力的战场：天皇的象征性与部分实际影响力（天皇），天皇的智囊团、决定国家大事的枢密院（天皇宫廷），退役军人、旧宫廷大臣和保守派官僚组成的贵族院（贵族），现役军人代表的陆海军大臣（军部），藩阀的遗留力量（藩阀），议会和政客（政客），新兴的官僚阶层（官僚）。如果再简单归纳，则是：1. 宫廷；2. 军队；3. 藩阀；4. 政客；5. 官僚。
在大正和裕仁年间，各方势力的政治 斗争实际上非常激烈，虽然20年代兴起的党派内阁导致国会的力量有所增长，但1932年犬养毅被海军激进人士暗杀（以及之前几任首相被军部激进人士暗杀），导致政客和国会力量急剧衰弱，而藩阀力量在统一政府的环境下而已逐渐弱化，日本政坛成为宫廷+军队+官僚的天下，并最终演变为了军人独裁+天皇体制。
一战（1914-1918）和后世的朝鲜战争（1950-1953）一样，都给日本提供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两场战争都给了日本大量制造业订单和工业化的契机，日本甚至成为了一战的胜利国，而从德国手上攫取了在东亚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
总体而言，明治维新之后至1940年之前的日本，是处于高速资本主义化、市场化变革中的日本。虽然也有财阀这样的垄断性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但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早期都存在，比如英国和法国的贵族资本以及德国的康采恩，就连美国也存在镀金时代的野蛮资本主义垄断现象（被称为托拉斯），而早期华尔街更是充满着欺骗和腐败。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左派的节制，无疑会迅速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财阀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或它们的各种其他变体，日本也并不例外，但财阀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垄断和扩张渗透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体制的非市场化，相反，他们可能是自由放任彻底市场化的极端产物。
大萧条（1929-1937）虽然打击了日本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摧毁了一代人的财富，但日本的金融体系当时并不发达，所以股市和房市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加上日本银行行长高桥是清（被称为日本的凯恩斯）采取了坚决的凯恩斯式财政刺激政策，让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低谷。
这种可以被称为“日式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涉经济并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当然符合日本当时（集权为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也符合德国和苏联当时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了这三个统制经济国家相对于英国、法国、美国（三个代表性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恢复速度。
而在经济稍许恢复后，日本国内的左派运动威胁仍然严重，且经济的问题仍然存在，全球性的大萧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日本底层民众仍然对经济失衡有巨大不满。而且大萧条重创了日本（以及全球各国）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极左派和极右派在各个国家成长了起来，其最终体现形式都是国家统制经济和政治上的集权。
确切来看，在日本的政治 斗争中，军部的思路可以抢夺外国财富并转移内部矛盾，是30年代大萧条后对日本的所有阶级来说都更合理的选择，所以军部动用暗杀手段和政治 斗争在30年代推行扩大了对华侵略，这也是经济基本面决定的结果。
1940年前后，或者更宏观地说，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和大萧条之后，日本的政策开始左转，以岸信介为首的“统制派”开始对日本的经济体制向左改革。这也是当时世界各国集体左转的一个案例。
德国和意大利在更早之前就已经走被“社会主义劳动党”即纳粹统治（纳粹在经济上主要采取国家统制政策），苏联建国后利用斯大林共产主义体制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从一个落后列强成为头部列强，英国也出现了费边主义的工党（当时是一个温和路线的社会主义政党），就连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也推出了罗斯福新政（New Deal），代表动作是左转的社会福利、工人权益保障、打击垄断资本、国家加强产业监管、加大财政政策投入。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在1940年前后在经济政策上的左转并不例外。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渐发起对全亚洲的侵略战争，并演变为二战的亚洲战场，最终于1945年被中国、美国、苏联的盟军击败。至于日本为何发起这场战争，又是如何输掉这场战争，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内容，已有汗牛充栋的著作对此做了详尽和深刻的讨论，也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再赘言。
三、中日之异：1853-1945年
东亚国家中，日本最早实现了近代化，这是和对东亚以往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重组一起实现的。东亚在 19世纪遭遇来自西洋的强烈冲击之前，于文明论上是由中华文明圈世界包摄着。这种关系被用“华夷秩序”这一文明论式国际秩序来加以表述。日本虽然也包括在这个文明论的国际关系之中，却针对中国中心的华夷秩序保持了相对的自立性。这是因为日本的地理条件而得以维持的自立性。
-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亚洲观》，2003年
面对1853-1945年的日本百年史，最重要的不仅是观察日本自身的发展轨迹，真正重要的是对比日本和中国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历史与国民性的国家，在地理上如此接近，但近代历史却有着如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轨迹，这其中的微妙异同，才是真正有趣且值得仔细理解的，也是对我们理解中国具有真正意义的东西。
日本和中国的最大文化背景区别在于，日本历史上一直自视为边缘文明，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期中始终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与天下共主。日本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始终能够意识到中华帝国在旁边的巨大威胁，而自己只是一个孤垂海外的边缘文明，虽然因为海洋文明和陆地农牧文明的巨大差异导致日本可以躲避被侵略殖民之苦，但自身也没有实力与参与中原王朝的争夺，所以日本一直对自身在其所认知的“天下文明圈”中的定位非常明确：边缘文明，不像中国那样自傲并自认为天下独尊，也不像朝鲜那样反复被侵略归顺从而产生极度的遵从与模仿心理（集中体现为近代朝鲜的“事大主义”）。
日本的精神性是游离于主流体系以外，但善于学习和演变调整，效率高，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古代，日本就是按照这个逻辑维持其发展，其生产力水平长期和中国的中原王朝接近，而在近代，日本也是利用这种边缘心态，迅速完成了从中华文明的边缘文化转变为了西方文明的边缘文化。但同样，即使在完成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灵活地学习一切可以利用的西方器具技术方法，但维持了日本的“国体”，即天皇的精神统制，以及对日本传统武士道文化的保留。
朝鲜其实是另一种类似路线的产物。朝鲜在古中华文明圈中属于更接近中国的核心中原地区，也因此受中原王朝影响更深、绑定更紧。但和日本类似的是，朝鲜也从来没有被中原王朝完全统治过，顶多是臣属或进贡关系。这可能和朝鲜漫长的海岸线、和中原王朝之间有崇山峻岭和河流的隔离以及朝鲜半岛自身的多山地形有关。这块土地即使从东亚的角度衡量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巨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是对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不是理想的征讨之地。但因为和中华文明圈更近的距离和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产生了对中原王朝更强的崇拜以及模仿。
日本和中国的第二大差别在于，中国在封建时期长期是中央集权国家，而日本在幕府时期经历了数百年的天皇-将军共治的二院政体，而且在幕府后期实质上藩镇割据。中国则是长期中央集权制国家，无论在什么朝代，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国家的组织形式始终是君主专制的，文官、武官、宦官、外戚虽然可以参与分权，但不同环境下的权力分配截然不同，且始终受皇帝制约。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几百年里长期是京都的天皇和江户的将军分权的体系，且不同的藩基本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将军之间有着或强或弱、甚至在幕末已经接近名存实亡的认可关系。这有点像是春秋时期的中国政治格局。而且不同的武士只效忠于自己的上级和藩主，并没有效忠将军，而效忠天皇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封建时期日本甚至可以说不完全算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际类比则像是分邦林立的德国。这种分权制度为之后的改革提供了一定基础。
真正将天皇打造为精神和政治领袖则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并非几百年以来的传统，而在大正奉还之后的确日本更像是一个统一的、严谨控制的、专制独裁的民族国家了。有趣的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分权走向集权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类似于德国和苏联早期的集权过程，而集权非常有利于后发国家在既定路线的情况下实现对特定任务的弯道超车。
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在1911-1949期间被连续不断的内乱和外战阻止了，因此基础薄弱。清朝的确有1840-1911这70多年时间，但第一其中穿插了大量的内战和外战，第二满人政权的利益局限性（他们本质上是几百万控制了几亿农耕人口的游牧渔猎民族）限制了他们的改革。
中央决策的制度相对不利于为创新和边缘改革留出空间。虽然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全时期的苏联都偏向于中央集中决策，也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这三个国家在这些时期从来没有在科技上领先全球，他们利用了集中决策制效率高、易于弯道超车的优点，对工业和科技的具体门类加以集中学习、效仿和投资，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客观而言，他们从未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
德国可能是这三国中唯一的例外，在一段时间内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完成了对英国的超越（虽然也从未超越美国），但主要原因是德国地处西欧核心地带，领土覆盖了西欧核心工业区，具有在西欧领先已久的文化、工业和科技基础。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背景下，即使是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降临的既定趋势下，德国也集中力量在电气、化工、钢铁、汽车等新兴领域获得了不错的成果。
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差别在于，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天生拥有贸易和商业历史，在明清时期就已孕育出较为成熟的商人阶层和市民阶层。虽然没有欧洲的市民阶层那样拥有独立管制权，且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但日本在封建时代末期的阶层属性还是和中国有所不同，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农业部门是社会的绝对主导，贸易与城市手工业从来不被认为是主流部门，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物流和交通天生便利，且其经济中的很大比例是内部贸易（以及和中国以及朝鲜的贸易），因此商人阶层的力量无法被有效压制，农民在人口中的占比亦小于中国。
虽然武士阶层在日本始终活跃存在，且在明治维新前期主导了政治与社会改革，但他们已经和商人阶层无法割裂，事实上很多武士阶层的后代在幕末相对和平的几百年里已经无所事事且开始从事商业贸易（当然不可否认仍有大量的武士阶层仍在军事和政府任职）。
在时间线上，需要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于1867年，而其第一个铸铁厂创立于1857年，那时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才刚开始，所以日本的工业化除了晚于英国以外，其实并不明显晚于其他欧洲国家，也仅比德国晚开始几年而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能够迅速成为列强：巨大的人口、好战的统治阶级、善于学习的历史和民族性、岛国所带来的贸易和物流优势、本身就不弱的经济基础和商业化程度、以及并不晚的起步时间。
以此看来，中国开始于1861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初步的工业化尝试，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其实也并不晚，但因为少数民族于顶层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利益不相容问题、中国更为巨大的农耕人群和农耕属性、并不善于对外学习的历史路径依赖，导致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举步维艰。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激荡的百年史，吉田茂，1967年
时运变迁，保罗·沃尔克、白川方明股票配资选股，1992年
创造日本：1853-1964，伊恩·布鲁玛，2003年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子安宣邦，2003年
在不确定的世界，罗伯特·鲁宾，2003年
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2008年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2013年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萧冬连，2014年
我的投资生涯，村上世彰，2017年
坚定不移，保罗·沃尔克，2018年
动荡时代，白川方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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